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功能及未来必要调整的新反思
2014-03-06 18:48:41   来源:   评论:0 点击:

关于“中国符号学论坛”之功能及未来必要调整的新反思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前言】:本人作为国际学会执行理事会前中国理事和国际学会负责亚洲区符号学联谊活动的副会长,自2000年开始回国促进中国符号学事业以来,曾经获得不少单位的支持与合作,特别是南师大外院的支持与合作,在此表示感谢。我将三十多年来本人的国内外符号学相关活动积累的经验贡献于国内学界,不仅是我的志趣所在,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在我任职于国际学会的最后一年也适逢我参与创立的、至今中国唯一存在的全国跨学科符号学实验平台----“中国符号学论坛”----处于功能模糊和运作不利之际。人所共知,南京大会以来的一年多来,某些符号学集团,借助于其在体制内的权势和关系,开始由明趋暗再由暗趋明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企图破坏本人实乃三十余年来参与的上述符号学推进工作。从而一举将中国符号学变成了拉帮结派的工具。本人几年来期待从南京大会开始促进中国符号学大家庭平等共进的理想今已遭到破坏。他们说:“你批评我们什么,我们就照原样做给你看。我们就这样拉帮结派,而且势力大增,看你怎么办?”我只能对此说:“承教”!谢谢你们給与我了认清你们的机会!此一图穷匕首见的戏剧性发展,更加促使我意识到与其分道扬镳的绝对必要性!但是,他们仍然打错了算盘,他们以为论坛是“李某的事业”,却不知论坛只是“李某协助国内学人推进符号学事业”的步骤而已;他们损害的不是我,而是学术界的正方向!我为此惋惜的是中国学术理论事业正能量的损耗,而不是我李某“利益”的任何损失。我什么损失也没有,反而是因此连环出现的教训而认知了目前学界学人的真相!有什么比获得对人与事的真相认知更可贵的吗?现在,本人根据十几年来在国内外从事符号学推动工作的经历,重新思考了有关论坛的相关问题,并将目前思考的结果发表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和继续提出批评意见。谢谢!

   


     在与南师大外院共同筹划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过程中,考虑到这将是一个在百年现代化后首次在古都南京面对国际人文科学理论界的历史性场合,同时在抗战以来两岸四地现代化学术理论科研本质上停滞了40年和七十年代末起全面恢复了35年之后,我们中国学人该如何应对此一特殊国际人文理论交流机遇,就渐渐成为一个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之所以说是特殊机遇,因为文教和学术恢复仅30多年的人文学界,在知识的程度上是远远不能和外国先进地区相提并论的,何况两岸都还不存在可代表各界的全域性符号学学会。顺便在此解释一下,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学术以及符号学发展问题,我都需要从理想和现实两个几乎“对立”的角度来面对同一个对象或计划。也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须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对立而又密切相关的方面:理想和现实。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努力“办好事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够为办事而办事,即不能够老是满足于“只要能和老外在一起就是风光和成就!”。我们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将现实的作为和未来理想的境界予以初步地“挂钩”,如果根本没有理想的影子在,靠搞符号学来“过日子”,这就如同80年代文化热时靠搞“萨特热”、“三论热”过日子一样,不过是肤浅无聊的凑热闹,谁会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在学术风气不佳的环境里干这种事呢!但是,从理想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振作精神,把南京国际大会“当一回事”,即把它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看作是未来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前进的一种驱动力。在此思考下,我和南师大大会负责人遂设想了这样一个“中国符号学论坛”的实验性平台。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此“准组织”来凝聚国内各界学术的力量,形成一个至少在象征的层面上的“中国符号学集体”的形象,以作为中方的国际学术对话方的象征性“代表”,来“迎接”(迎战?)国际人文学术理论家们的到来(我也的确以此论坛的成立作为在和国际同仁进行各种协议时的中方学术背景之显示,借以暗示今日的中国符号学并非仅限于广义外语界人士)。为了使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南京国际学术对话舞台具有较合理的代表性,一方面我们通过“论坛”将“中国符号学”的组成成分扩大,使其超出外语和传媒界,另一方面我又企图超越国际学会的现状,将国际方的组成成分加以扩大,特别是将其扩至西方哲学、史学和电影理论等(可惜后二者均未成功)。因为,按照我的符号学理想,无论是西方还是中方,其“符号学学者组成”都是过于片面了。我还满怀信心地,(特别在天津王铭玉先生等那时突如其来的支持信的鼓励下)将此一论坛看作是与国际学界进行“学术对垒”的象征性基地。
 
     实际上,当时论坛的作用有三:趁国际大会场合凝聚中国各界符号学力量,以“共商国是”,即趁此难得的机会(知道中国学人普遍具有的“势力心态”:觉得到有洋人在的地方去露面才有面子,我们也就“现实地”循此方式来聚集人数,这是中国人文知识界的悲哀,却是难以绕开的悲哀:中国文人为什么总是见了洋人就喜笑颜开的?)共同讨论如何发展遍及各学科的中国符号学事业;其次,在大会前后向外国人展示我们中国符号学业已(象征性地)“初步成军”;再次,随着论坛活动的推进,也曾一度想到如何更认真地将论坛充实为未来“中国符号学学会”的实验平台。实验什么?实验不同学科间平等的“同舟共济”,而不是“一派独大”。(本来按照我的个人日程表,南京大会和世界论坛会议后,我在初步协助形成了这个全国性跨学科平台后就退出中国符号学活动了,以为论坛可以从此逐渐成为未来中国学会的雏形或实验基地。但当看到论坛甚至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被单方面依仗人多势众加以“掠夺”后,不觉奋起,决意参与抵制此一“知识分子侵夺其他知识分子”的突发事件。而且惊讶于如此多学人,此后一年来,都是习惯性地旁观看热闹,而视此侵犯行为为理所当然,并不在意?对于我,后者比前者更可怕,侵犯的始作俑者毕竟只是少数学界“枭雄”,而“围观大众”才是学术的基本资源所在)固然,在国外,在个人主义膨胀的今日,没有哪家研究所不是“老王卖瓜”的。可是,“国情不同”,在国外学术大国,各种学术、学科、学派单位都是到处林立,各家的自我标榜不足以破坏整体的平等相处。所以各国都有公平的符号学学会组织,即在该组织内,没有谁可以独享“权力的垄断”,有影响的“学术力量”只能是在有水平的学界内经受过验证的学术贡献本身。可是,在中国25年来的符号学事业发展经验中,由于学术复苏不久,符号学主要是因外语方便而首先由外语界人士和外语界出身人士率先推进,一如中国的现象学西学理论界情况一样。随着学术的逐渐发展,新知新学必定会并应该会扩及各个学科。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外语界背景人士是持此同一理解而积极无私地协助符号学推广呢?还是打算趁先走一步的时差方便而企图对初步掌握的符号学加以垄断呢?我曾经以为,论坛的成立可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有此信心的一个具体根据是,合作方南师大外院在其两次筹办国际会议过程中表现出了“服务精神”,更重要的“迹象”是,他们的从事者普遍表现出的谦虚态度,没有一个人借此机会特意人为宣传、抬高本院某个人自身的学术形象(如果这样,其他各界学人日后就没有兴趣参加了)。此一事实观察,遂坚固了我对于论坛发展的信心,虽然与此同时,几年来我也不断继续和他们协商如何“超越”隶属于外语学会的意识而勇敢地承担多学科间“公平组织者”的角色。我不属于国内体制内,所以不具有国内学界的习气。可是国内学人却老是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在那里“争权夺利”,我如果要干这类事会采取另类生存观吗?一方面我们赞赏外语学会发展自身的学术,但反对他们(当然许多学会均如此,但我现在只与符号学的外语界打交道)的学会利益本位主义。不是“怕”你们学会张大势力(虽然本人憎恨学人有结党营私意识),而是“怕”你们如果意图“以小吞大”,一是你们只是一厢情愿,必不能得逞,二是你们的企图却将直接损害中国符号学事业全局的健康发展!很简单,外语界,比较文学界,传媒界都非“中国人文科学”主流,从学术上你们就不可能“驾驭”主流学科的主流学者们。你们如果企图将符号学垄断在自己的“自留地”内,那就阻碍了我们按照“理想角度”企图将符号学方法扩及主流学科的长远目标。中国符号学如果不是有朝一日和中国人文科学主流汇通以贡献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大发展事业,我们搞符号学干什么?就是搞些形式主义的“雕虫小技”和“玩物丧志”吗?从2000年回国推动符号学起,我就一手介绍国外符号学理念的重要性,另一手即不断指出今日国外所谓“符号学界”的每况愈下,这就是因为包含如此广泛的“符号学界”也同样是一个易于“藏污纳垢”之地:成为了廉价炫技的职业工具。后者的存在是任何社会中难免的文化学术现象,特为一些不耐艰苦研习而希图几年之间成为“学术土豪”者的温床。而对于知识、理论一切尚在初步阶段的中国人文学界而言,这样的倾向就更易发生了。自南京大会的成功和论坛内迭次发生“冲突”以来的一年多里,我的种种作为都是源于这一思考,尽管一些深植于体制内学术土壤中者老以为我和他们的心思一样,在那里暗中“争权夺利”。试问,我可能因此有什么权?有什么利吗?不正是你们在靠着“符号学名号”在那里拿钱、聚势、增名吗?我如果像你们这样贪图名利早就是另一种生活状态了。可惜,文革后遗症仍然存在,不少学人的结党营私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从今日反腐运动中暴露的问题看,哪桩腐败案件不是通过结党营私方式进行的?“官商勾结”正是结党营私之一种。如果学术界未来也开展反腐和反对利益固结运动的话,所谓“官学勾结”的事件也必不在少数吧?),他们总是以己度人,还以为他们的“获利”成果会引起我的“嫉妒”和“气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果不其然!
 
     的确,我的“符号学心思”和许多人并不一样。我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是独立进行的一件事,属于“独善”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九),和上述属于“兼济”范畴(占我学术活动的十分之一)的国内外符号学事业关切不是一回事。一年多来的相关“冲突”事件,都属于我的“兼济”工作中的正反经验,二者其实都是我的认知实践的重要“成果”之一。即进展和挫折,都是认知上的“收益”,这些冲突经验让我对于国内学界的体制内结构和学人的分类和品质都获得了如果没有这些冲突事件就不可能认识到的“真相”!这使我有机会在人情反复中看到一些学人的里里外外、真真假假、反反复复和虚情假意。同时,也使我有机会体会到另一些学人朝向“正能量”的心态和有心无力的实情。按照各种负面的表现,我们继续发觉,中国人文学术进步的最大阻碍是学人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竟然会如此根深蒂固!特别是我从一些人的前后反复和言行不一中看到他们性格的软弱。知识分子“性格软弱”,这才是中国人文科学事业的最大绊脚石!机会主义就是性格软弱。其表现就是急求蝇头小利和趋炎附势,自然也就是文学界早就指出的“墙头草”倾向:没有原则,只有利害取舍。换言之,这就是“贪小”心态,因为贪小,所以随时变换“旗帜”,窥伺投靠的方向。现在我们可以更贴切地领悟为什么孔子要说“我未见刚者”!有刚强才有原则,才有坚守,才有拒诱,才能够“君子不器”而朝向自身学术之“大局”,才可能有对天下“学术大事”的关怀,才可能不去哗众取宠和假仁假义,才可能真地本“致良知”而努力于学术。我们今日不追求此类特深、特广、特大的精神层面的“中国大元素”,如仅企图通过市场和传媒去“炒作”祖宗文化遗产这类琐细的“中国小元素”,这是在推进中国的真知真学还是要利用西方的东方猎奇情结来到国际上做“文化买卖”以谋利呢?当年的中国“萨特热”早已成为泡沫,今日的中国“符号学热”,如果采取同样的心态和路线,也会同一结局。不,同一结局倒还好,就怕真是坚持下来成为在学术崇洋媚外大环境下蔓延下去的“舶来学术”,其引动青年人追逐肤浅学术时髦的力道自然不可小觑。但这已经不属于我们可以在此关心的范围了。我们只能自己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却不需“卷入”各种学界利害冲突中去。我们哪有这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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