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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索菲亚大会看符号学运动一分为二之必要性
2014-10-13 20:19:42   来源:   评论:0 点击:

从索菲亚大会看符号学运动一分为二之必要性
 
           
          李幼蒸
 


   在索菲亚第12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招待晚会上,我在与陆正兰老师交谈时,首次将近日逐渐获得的、到达索菲亚后而突然愈加明确的有关符号学运动的最新自我总结脱口而出。现将该最新自我总结的大意陈述如下,其要点为:在我多年来对于符号学事业(运动?)性质和功能的反思和认知中,可能发生了判断的“错误”。这涉及到一个实际性问题:“符号学事业或运动应有的方向问题”?是应该按照学术理念的标准判断,还是应该按照事业活动的实际发展判断呢?几十年来我都按照前者判断,所以在中外合作中处处扞格不入,而一直会把事业的现实状况看作对理念之不同程度上的“歪曲”;也就是不以“现况”为基础,而是反以理念为基础,即把理念当成了判断的“标尺”,而把现实当成了被衡量的对象。而“符号学”这个标签,一直认为应该是指理念,而不应是意指着现实。这样对吗?直到此前不久我都认为是对的,但此次到了国际符号学场合(在历经了以往两年中的风风雨雨之后),进一步见到国际的“符号学现实”,却猛然意识到可能是自己“错”了。(一位留学生在旁调和说:也不能说是错了,而是认识提高了)此一认知转变的关键其实非常具体:“究竟该怎样使用‘符号学’这个标签?”新保加利亚大学符号学中心一位教授告我,他们的学生今日都对“经典理论”没兴趣,都关心与就业市场相关的实用性符号学问题。“媒体符号学”在美国大众文化环境和电子文化环境下蓬勃发展,正是此一国际学界现实之趋势的表现。过去我认为,我们不能够被动顺从现实趋向;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理想和理念;为此当然一直站在批判流行文化和学术大众化(往往等于“通俗化”,如果不说“庸俗化”的话)的立场上。那么为什么我会突然觉得自己“错”了呢?因为是我“错误地”看待了名称流通的正当性问题,是在名称的语用学层面上“错误”了。社会文化上使用的名称之正当“含义”,应该与我们主观地赋予该名称的含义加以区分。因此,“符号学”的使用权并不当然地属于作为少数派的我们,而是应该“属于”作为多数派的职业化体制内的从业者。换言之,大多数人喜欢怎么使用这个名称,其主要意涵就该如是规定。于是,我这才突然意识到:“符号学”如今并不属于其原初的理念了,而是属于方向和性质都已大变的、全球商业化时代的“新文化大众”中的‘符号学爱好者’所形成的新现实。也就是:多数人喜欢怎么看待和实践符号学,符号学就应该主要指着他们所从事的内容。因此,当国际大会上“应用符号学”日益成为主流,“理论符号学”每况愈下之际,国际符号学运动的性质和功能几十年间已经完成了其“蜕变”。我们必须诚实地认清这一符号学运动精神大转变的事实,并予以适当地因应和自我调适。
    这个国际符号学运动大转变的事实,正好发生在我与国际符号学学会32年的关系史的过程中。1982年的多伦多夏季讲学营,也许是学会历史上“理论界”最后一次的“群星汇聚”。那次的经历也恰恰吻合我之前5年间对经典符号学运动理念的认知方向。那时的国际学会大方向的精神表征正是理论化朝向的,而学会的“创会元老”(看一下今日学会网站)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的一时之选。此后的10年间是我积极研习符号学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也是我最终完成了《理论符号学导论》的时间段。而就在此10年间我亲历了西方符号学界的理论水准的逐渐衰弱和实用符号学的逐渐扩展。我当然认识到,西方符号学的“主流”就是各种应用符号学,我自己也正是从电影符号学、文学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等应用性理论领域进入符号学的。但我却根据自己此前20年致力于人文科学重建思考的总背景而同时更加关注其一般理论性潜能。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理论符号学导论》的内容与西方各种符号学导论非常不同。他们都比我更加针对于符号学界的现实,我则在撰写时决定抛开各种应用符号学(包括材料众多的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符号学中的大量有趣主题)而直攻具有符号学和人文科学理论性发展潜力的部分。在符号学运动领域内我侧重于理论的态度已经不同于国际符号学主流,而我又开始直攻西方理论符号学主流中的、我认为的“偏差”部分。这就是:不应该把符号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应该图省事地给符号学实践找什么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或认知科学基础之类的“理论还原主义”。
    回顾过去14年在国内第二阶段的符号学运动推动工作中,我仍然秉持此一原初理念行事(著述和宣导),却忽略新世纪中国内外的文化、学术、符号学活动中日益发生着的“应用化”、“市场化”、‘通俗化’潮流。这些潮流差不多都是发端于那一善于将复杂人文学理通俗化的美国大众文化和美式高教系统的潮流的。而两岸四地的百分之80的留学生都来自美国,此一新趋向当然也日益贯通于国内符号学界。此次保加利亚行中(特别是在我会后10日的访古行程期间不断反思清理的过程中)我竟然“首次”意识到自己必须调整有关“符号学实践”的观念。其具体结论是:符号学运动今后必须一分为二了。其主体应该让位于通俗化符号学(过去我对此基本抱着警惕和批评态度);也就是:既然从业者大多数喜欢应用符号学和媒体符号学,这个名称的主要部分应该由他们代表和进行,不论怎么进行都可以。既然在文化界-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内存在着从理论性到应用性不同程度搭配的“学术内容构成光谱”,“符号学界”可以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符号学”一词的主要内涵应该由其中大多数人的实践方向来规定,而不应该再由经典符号学时代的原初理念来规定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另外开辟一个新的‘符号学相关的’领域来容纳和发展那种和原始经典符号学时代诸大师的理念相应的研究平台。如果在符号学运动分工后将前者称作“符号学-1”,那么就可称后者为“符号学-2”。二者不应该再“搅在一起”。而至今为止,国际符号学学会还是沿着最初的路径企图同时包容这两部分(理论符号学参加者多半为哲学界出身,而中国符号学界,除我之外,至今似乎尚无哲学界人士参与),虽然大家一目了然,这两部分之间的逻辑性关联甚少。所谓理论性关联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不过是各说各话而已。而今日国际学会对于建会当初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办会态度,如其说是源于其坚守学术理念,不如说是源于其为了集体性职业化利得的需要而人为地进行着形象营造而已。原初的精神生命力早已不复存在,留存的不过是各种变相的旧学旧理之重复而已。
    此种构成性混乱却可能产生极大的副作用,结果导致两方面的负面效果:对于应用符号学来说,“一般符号学”并不能起到实际的理论性支持或引导作用,而其名义上朝向的人文科学科学化改进的目标却因各种保守的符号学理论实践方向而反受到阻碍。其实此一问题正是我在新版《理论符号学导论》增加的第四部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也是即将出版的扩大版《结构与意义》中集中讨论的问题。这些有关人文科学革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大问题,当然应该有人研究,但不再在、也不应该再在“符号学-1”(即符号学主流)中讨论了,而应该在一新设定的工作领域内进行。我的“错误”在此表现的最为明显:不正是我一直要求“符号学-1”须做“符号学-2”的事吗?虽然我明知道大多数符号学-1的从业者欠缺进行符号学-2的知识性准备和兴趣,却还不切实际地对他们一再鼓吹应该这样做。此一僵化的实践学立场实际上源于自身有关“实践学范畴”的认识混淆。大家看到了过去两年来我和外语界各方的冲突中都有这一实践学范畴混淆的影子。我的不断有所变化的实践学态度中自然也反映了自己相关认识明晰度的逐渐增加。如,我最初希望“符号学论坛”不受方向与经典符号学精神相悖的媒体符号学的干扰(其实是我未认识到媒体符号学自然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而不必用经典符号学理念对其加以衡量),与其硬性“切割”;之后此一切割方式转变为由“符号学-2”理念的坚守者本身主动退出“论坛”,并企图重组“新论坛”。而到了索菲亚后又突然顿悟:今日“符号学运动”,也就是国际学会的大多数项目都已应属于广义“应用符号学”领域。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更多的需要关注于文化学术的实践性、应用性、市场性方面,而不需涉及复杂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根源部分了。如此理解下,我也不需对应用符号学界仅通过一两年“速成”就可错身于“符号学界”的“符号学速成班”方式进行“讥讽”。如果一些有天资的演员可以不经过高校训练就可成为明星,为什么媒体新时代的“新学术界”就不能如法炮制呢?只不过是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不需要太多理论化准备而需要更多适应市场化时代文化趋势的创造能力即可;为什么我们承认“歌星”可以生存于“浅文化域”,就不允许“学商两栖”的新学者问世呢?我们今日到处看见不爱读书、不爱“宏观理论”、只爱微信、微博等“短小快”文化的年轻的一代人,他们难道没有按照自己的偏好去生存的权利吗?看来需要调整观念的反倒是我们这“老一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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