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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际符号学运动精神之终结: 2015新年感言
2014-12-24 19:47:39   来源:   评论:0 点击:

谈国际符号学运动精神之终结: 2015新年感言
——37年来我的观察和总结
 
 
      李幼蒸 (国际符号学学会前副会长)
 
 
 
前言
 
·     1.。症结:学术作风问题仅是表层现象,根本的原因乃基于人类文明史上空前出现 的现代技术化、商业化时代文化思想朝向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全面蜕变
 
·     2.。某网络写手:“我和传统作家不是一路人,甚至我和写武侠小说的都不一样。….我没有把自己划到文学领域,网络小说更像是泛娱乐,和网游、漫画更接近。”(此人年薪仅百万,远远根本上最高的两三千万)
 
·     “1”提醒学术生态观察家,必须同时分析、找寻现象背后的多层次制约因素,不可仅就现象面分析下结论,虽然必须首先扣紧“现象”,因为现象就是多层次真相之入口。
 
·     “2”的该网络写手自白,是一段极其具有认识论启示性的证言:我们的相当多人文与文化辩论都是因为“范畴混乱”,即分类学标准的不精确。这位写手提出了“传统作家”,“武侠小说”,“网络小说”,“网游”,“漫画”等文化类别间的区别。他的直感非常有意义,可以例示造成今日许多思想(至少是文学界思想)混乱的直接原因。当然,他的谈话并未涉及到“1”现象的背景分析。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如果仅为了张大社会文化势力,岂非就可利用这个最广大的标称“文学”来团聚各种文人呢?学术类别的或广或窄划分都须与学术目的和特点相关联,否则除了聚集势力外无助于学术提升目的。
 
·    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含义:一定是最初觉得存在有某种“共同”之处,即彼此属于“一路”(“同”),才会走在一起,之后发现了分歧才促使人们辨析出彼此之“道”实际不同,即发现了“同中之异”,也就是直观地悟解了较细致分类标准的必要性。但是此一观察只进行了一半,另一半是要看出一些特意要利用此种“紫朱混同术”来制造思维混乱用以达成特殊利己目的的背后因素。
 
·     能够随境而异地、灵活相应地变换分类学观念,以便更准确地描述对象,这就是人文学术符号学分析法所特有的一种能力。认知科学,各种科学符号学等等,则并不具有这样的符号学能力,虽然它们喜好归类到此领域。六七十年代保守学人曾经讽刺当时符号学运动,称其为“符号学帝国主义”,其实是误会了结构主义一代理论家的精神,不想几十年后的今日,新世纪的“符号学”真成了这样一个什么都可以纳入的“多多益善学术场域”。不言而喻,这样的“百搭术式”的发展,乃源于学界职场竞争意识强化的结果,往往以追求学术组织内的人多势众为其搞活动的直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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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下半年我在重新开放的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发现了当时尚在方兴未艾后期的当代欧洲符号学运动,接著译出了在美国当时也被视为“欧洲认识论前沿”的《结构主义》,并为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译出了两篇电影结构主义文章。不久我竟然即以此两种译本作为最初的资格凭证,考入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选定的主要专业方向就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我是“靠着”这个招牌从社会上进入高等学府的,可见符号学与我的生平关系之密切。1982年5月到达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担任访问学者,在邀请人罗蒂的办公室内被告知多伦多国际符号学夏令营即将开始后,我即连夜写信自我推荐,并附《结构主义》中译本一册,很快就获得大会主席快复,告知可免除一切费用并安排我讲演介绍“中国符号学现状”。该次讲演会开始前,后来担任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的波兰逻辑学家佩尔慈还曾来会议室询问我在加两周的生活费是否够用?我虽囊中羞涩仍婉谢了大会好意,虽然我刚到美仅月余,是将380元月费“倾囊而出”后勉强成行的(可见那时我多么看重国际符号学运动)。记得讲演后曾获得一百加元讲演费,还曾用此款招待几位两岸参会同学在咖啡馆小聚。台湾同学对大陆仅在恢复文教活动4年期间即可有此等进展加以赞许。岂知,我的发言不过是表达我个人那时对当今符号学运动精神的赞赏和对未来国内外符号学发展的期望而已【回想当初急于发表结构主义符号学译著时的心态,真像初中时被育英同学讽为唐吉可德一般,可谓根本不管当时文化学术环境内的读者们是否可能读解此理论话语?】。该次大会曾遇多位国际人文理论名家,如福柯,塞尔,艾柯,西比奥克等。特别是与后来曾担任了会长的德国波斯纳结识,开启了日后前往德国承担任长期研究计划的机缘。1988年也是5月,到达了西柏林后不久即收到西比奥克(他此前曾经聘请我担任一届《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的优秀论文评委会成员)推荐,与波斯纳同时赴芬兰参加“芬兰国际符号学研究会”(ISI)并加入理事会。次年春即赴巴塞罗那和佩皮尼昂正式参加了国际符号学学会,担任了中国区理事之一(另一中国理事为由日本符号学学会推荐的武大逻辑学家李宪琨先生),从此正式参加了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我在柏林工大语言所访问的一年间,为所长波斯纳主编的《符号学百科手册》撰写了“中国符号学资料史10题”(原名由编辑定为:Sign Conceptions in China),并在柏林工大完成了已准备多年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初稿。次年转至波鸿大学哲学所后,继续完成了全书定稿,访问邀请人为曾任雅克布森助手的雅克布森符号学专家和瑞士哲学家霍伦斯坦。在此期间开始访问法国学界,特别是终于会见了自1979年起即与之保持通信关系的列维斯特劳斯(这封英文信是我在文革期间用5元在旧货店买到的最老式破旧小打字机打出的)和与电影符号学奠基人麦茨交往。由于这两位结构主义代表性理论家的推荐,我得以其后多次访问法国。当我在出版了《理论符号学导论》后于1994年再次参加伯克利国际符号学大会时,此时的心情,与12年前的多伦多夏令营和5年前的芬兰与西班牙大会上的心情,已经大有不同。与西方学界十几年的直接接触,加上自1978年起与各国同行通过的不知道多少封信(感谢德国大学的慷慨,让我分享了足足9年的大学免费国际邮件服务),我开始注意到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学术理论界和符号学理论界的“生态”,已然大变了。其中最大的发现就是,符号学学术的大方向正在背离“符号学”的跨学科本质,而在朝向集体营建“符号学新学科”自留地的方向前进着。那时我对此学术方向虽然不以为然,但还未进一步察觉此一学术方向的选择背后的非学术性动机究竟为何?于是在我受邀担任主持人的那次“理论小组”上我发表了关于符号学的跨学科本质不可背离的论文。记得当场曾受到一位青年德国学者的质疑,他反问我究竟了解多少西方符号学就率尔做此判断。我当即不无情绪地回敬道:我对当代西方人文学理的了解大概比德国博士后学者了解的多太多了。这位青年学者不知,我在德国符号学创始人波斯纳研究所所在的人文学部大楼图书馆里已经有机会对于德国符号学思维的极其呆板和落后,有过多么直接深入的考察了。【实际上,那时西德和东德的符号学主流的理论水平竟然大致相当,而且大方向也竟然类似。奇怪吗?在我看来,这一现象根本反映着经过纳粹一二十年的糟蹋,战后西德的哲学和人文科学早已元气大伤。其主要特征即和法国比显著失去了理论创造力,大体上跟随着美国学界方向发展。这也是后来海德格尔的纳粹时代罪行缓解后得以在西德一枝独秀的时代背景之一】他当然也不知道我在波鸿大学哲学所对于欧美当代符号学和人文科学主要理论部门曾经查考文献的幅度和深度。但是,其询问固然由于他并不了解我的学术背景,却也反映了他在国际学会中耳濡目染的印象与我对西方学理的批评观点大不相同【例如,我的观点是直接针对是次大会主题发言人艾柯的符号学之语言哲学论的。而自其1976年发表符号学理论专著起,一致被看作是国际符号学运动的旗手,还不要说他后来转写小说后无数倍扩大的国际知名度了】。只是渐渐地,我才能够具体感觉到:我的西方同行们都是生存于现有学科制度框架之内的,对于自己未曾接触的领域反而只是一知半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间包括我曾经特别看重者,最明显的缺欠就是疏于将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而是采取自己熟悉的某学科、某学派的理论作为立论本位,以求在选定的职场专业场域内,方便地用其“特殊品牌效应”来作为观察和构思其学术事业的有效运作基础、范围和方向。但是,我那时还未曾对此现象加以透彻理解,并对国际学术交流中的洋人之“理喻”潜力还怀抱着信心,而对于战后西方学者普遍秉持的个人功利主义,总还抱着宽谅态度,自然也还未曾认识到那正是今日西方人文学术理论不得向前发展和提升的致命性根源。
 
伯克利大会之后的20年,正是我积极参与国际学会活动的20年,期间的各种活动及观察经验十多年来均已通过各种著述形式陆续发表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对国内学者掩饰过自己对于当前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批评性意见。但是,另一方面,生于今日,也不得不借助集体性学术组织的方式,以期在国内外有效参与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传统的前进。于是二十年间我与西方同行就这样处于“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中。我曾经在本世纪初发表的几篇回忆文章中对于自己认识的一些西方学者之“心术”加以批评,还曾预告,该文集不过是个开场白,之后我会陆续写出更多、更详细的批评性见闻和感想。但是渐渐的,随着对于西方学者日益加深的了解,开始感觉到这样的“表达冲动”,无乃出于自己的“幼稚”乎?事实上,当我越来越深入了此一学风现象具有的功利主义制度化背景后,对于个别学人的治学心术问题的批评反倒变得不那么必要或迫切了。更具体的改变了心思的原因也在于认识到,这一切负面表现都是源于今日全球化时代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商业化之泛滥与渗透,其直接的、逻辑性的效果,岂非正是学者“心术”(人生观和处世术)之根本改变:从原先的追求科学真理,转变为后来的以科学名义来追求个人利益(不少人只知道按体制内规矩和潮流进行选择,并没有自意识到个人人生观的蜕变,因为大家无人不是如此。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除了少数特立独行学者外,许多杰出学者自诩的“创造性”选择其实都是在“体制内的游戏规则网内”加以安排的,因为学者必须如此规划始可有机会被学界“承认”。学界业绩评定原则是内嵌于前定游戏规则的)。顺便澄清,多少年来我有关学术作风的批评,不免会被误解为意在泄愤或欠缺宽容(海外华裔教授们更暗示为“酸葡萄心理”,我倒由此海外反映看透了他们作为文化寄生者的共同心理倾向。他们那种一方面甘居二流一方面傲视国人的心态,并非是由所处西方环境造成的,而是由两岸惟洋是瞻者烘托出来的)。其实,我的情绪性成分和分析的必要性是彼此分离存在的,目的在于通过西人学风现象分析以呈现出可疑“问题”之性质及其隐含的结构性根源,以及通过此类个例分析来认知今日西方人文科学难以继续前进的根源所在。
 
我是在文革结束之前的20年间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理论进行过长期研习后才开始于1977年突然发现到“符号学”的价值的。就是说,那时发现的符号学价值,完全是植根于我对社会人文科学史的认知内的,离开了这个总背景,符号学对于我就不会有什么重要性了。我从来也不会仅因为其在西方学界的流行程度而对其加以重视。例如,80年代初那时中国学界对于追逐较易理解的英美科学哲学派学理以及欧洲二十年前的存在主义的各种倾向就并不感兴趣,并决定将译介重点集中于欧陆纯粹理论学派,认为历经日本侵华以来的40年耽误后,中土有识之士必须勇于针对当代西方人文理论中坚挺进才是今日之“士”之所应为。当代西方符号学是现当代人文科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与当代西方其他相关主流理论相互配合中才进一步显示出其价值和重要性的。“符号学”并不是什么针对某具体学术“病症”而发明的一种对症良丹妙药,一旦“按照药方”(国外出版的大量所谓“符号学引介”之类的书籍其实价值有限,这和“逻辑学初阶”之类的科学性理论引介完全不同)即可药到病除。换言之,符号学存在于这样一种学理张力关系中:一侧是其独特的分析方法,而另一侧是对其予以平衡和补充以其他重要相关理论和方法。只有在此知识整体系统中把握符号学的论述,才能获得其真意所在。然而正是在60年代上世纪最后一批西方严肃理论家们创生了当代符号学运动之后,附骥而上的大批西方“68年”前后出山的、在“全球学运”中打破传统学界框框后而快捷地进入高校的青年一代西方学者,成为了其后符号学运动的主力。他们正好在一二十年后按部就班地成为用同一“符号学运动”名目标志的此一全球化组织的“带头人”,而这一代后冷战时代新人的兴趣,在此日甚一日商业化时代,更多地表现为热衷于扩大符号学运动地盘及个人影响力推销。他们发现,在人文科学经科技工商不断挤压以致“大饼”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将“符号学”运作成大家存身其间的“单一学科”,就会更有利于职场竞争目标。此一“潜台词”,我在1994伯克利大会的批评性发言中还未曾参透。对于我,符号学研究只是我个人努力提升有关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理论全局(在古代,这就是当时哲学家们追求的人类知识整体)认知的一种工具,其最终目的不在其本身,而在应用其方法以深化对文史哲宗艺现代理论化成就整体的理解。今日回想起来,那时的“大胆”(完全不考虑国内外学界的等级制度游戏规则之限制)批评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开启了其后二十年来对此主题不断反复提出批判性论述的方向。同样的,虽然在此过程中也获得了西方同行对于我的学术知识的了解,却很少受到西人的积极回应。其中当然反映了一个我近来刚刚悟透的道理:他们真的未能把握我的论述意旨,因为他们都已深深陷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以“共识”代替客观真理的主流立场窠臼。当他们在时潮驱动下信心满满提出认识论的“共识论”之时,西方这些名流竟然看不出相关因果关系的脉络。表面上,“共识”似乎说明了大多数人的心意真相,似乎足以在民主时代作为价值选择的最可靠、最合理依据,却没有或不想进一步问一下:这些“共识”是怎么产生的?这些表达共识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又是被什么因素加以约制或促生的?“共识者”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呢?“大多数人”随大流概念的隐蔽性含义其可怕性就在这里。又是“以紫乱朱”!当问题涉及到人文科学时,岂非完全如此。【今日读报见网络广东“玄幻文学”新秀某人的自白,真是振聋发聩。这位每天“码字”上万的写手坦言他们也是吃青春饭的,虽然公司试图将其推向地方作协以提升“社会身份”,他本人竟然犹豫自己的写作算不算文学?甚至于连“武侠小说”类都不是,而是更接近于“动漫”的性质。此一自我见证又提供了一个分类学不当的例子。例如,“文学”能不能将一切用文字和故事结成的作品都归为一个大类加以运作?“电影”界也是一样。同理,能不能把使用“符号学”及其若干表面形式特征相似的工作都归为一类呢?二十年来的国际符号学学会活动经验让我也足可提出类似的问题来。“符号学嘉年华”固然绝对不属于“符号学学术研究类”,“传媒符号学”也同样在目标、功能、产生方式上非常不同于“经典符号学”。同理,过去有所谓“西瓜哲学”,甚至于“大众哲学”,其中“哲学”二字当然只是“比喻”,因为此类活动如何可与康德、黑格尔归为一类呢?然而在今日科技工商全面严重冲击下出现的文化、学术、理论乱象中,首先就须细化学界的“分类学意识”,这岂非正是与我们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本人提出的“正名论”的立意相同?其目的均在于区分现象的“真伪”,因为真伪标准之所以历史上始终含混存在,正因为历史中和现实中人文学术和文化中充满着“紫朱混同”现象,也就是语义混乱现象。以及有心人利用此现象图谋私立的普遍倾向】
 
结果,就在一年后,我的独立观点又在卡塞尔媒介符号学国际大会上遭到了硬性压制:主席将我的论文排除于大会论文集。因其主事者正是要通过该会来弘扬新闻记者出身的艾柯的后现代虚无主义符号学认识论。结果导致了的我与该西方学人的另一次公开冲突故事,十年前对此已详述,此处不须赘叙。【自然,此前5年,一次直接涉及个人能否在西方存立继续研究的严重人际冲突,还曾导致我设法“逃离了”旧研究所,转移到另地的新研究所去。与西方教授冲突的故事真是多不胜数,原因无他:本人不甘愿为有权势的同行学人所控制也。在波鸿时一中国研究生曾劝我“以识时务为佳”,否则德国人很厉害,一处如处不好,一个电话就会让爱国的德国人处处排除你。然而我竟最终渡过了窄门。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12年南京大会发言后提问过程中对(百里挑一)无私地容忍我在他的研究所待了整整8年的现象学家瓦等菲尔斯教授表示敬意的真实原因:这样的西方学人真是可谓凤毛麟角了】
 
今日到处通过所谓“符号学专业”进行符号学学科训练的计划,可以说完全是言过其实(我们不时会收到若干国家建立符号学中心、基地、科系、研究所的消息,标榜的都是配备着一套“符号学训练课程”等等,并有某某国际名家授课的消息。我一看就知道又是华而不实的宣传。但是,今天西方人文高校都面临着招生和竞争问题,他们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读过莫里斯的符号学译本和美国普通语义学学派的译本,虽然觉得其中不无有趣观点,却并未为其强烈吸引。只是到了后来发现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后才一下子“顿悟”了什么是有意义的“符号学”【像貌似完成了人文科学理论化突进的皮亚杰“结构主义”和贝塔兰菲的“普通系统论”等,其成就应该划入科学性理论方向,它们和人文科学内最困难的语义学问题关系甚小。但是这类科学性论述,正像今日流行的认知科学一样,都因其论述的“准自然科学性”而容易被接受。一旦将其硬性归入“符号学”后,急功近利的学人自然愿意跟随“捷径”前进。这样的选择,不是出于选择者对于“符号学价值”有了体悟,而是出于要依附“符号学”取得的声势以方便自身达成功利主义治学的目标,所以他们热衷的是竞争“谁是真符号学”的问题。而对于他们而言,此处之“真”就是在西方“较为流行”的意思】。对于这个深意的理解,后来却很难在美国符号学界发现,因为他们用同一个名称来表示完全不同的东西。有趣的是看到,当代欧美符号学运动的构成中充满着非学术性动机,一些积极热衷于符号学运动推广者中恰恰颇多这类我认为他们并不“感悟”符号学精神却是主要关注于如何利用“符号学”名号来扩建学界帮派势力者。等到80年代末我为了迎接那时计划来访的西比奥克而参与翻译了他的批评法国符号学的小册子后,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位被称为当代推动国际符号学运动第一功臣者,这位长期掌握着《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的所谓生物符号学家,原来根本不“明白”(虽然人人熟知字面)今日符号学精神何在。如果符号学是他们提出的那种形态,我当初怎么会对其有任何兴趣呢?我此前已然接触的不少二十世纪西方理论哪个不比他们今日在此“自留地”内所宣传的更有重要性呢?然而,他们是学术活动的“炒家”。结果真的形成了曾经初具规模的当代国际符号学运动,而其形成的“奥秘”竟然是炒家们搭了他们批评甚厉的结构主义运动的“顺风车”!基于三十多年来参与国际符号学活动的经历,我可以断言,没有法国结构主义就根本不会有当代符号学运动。当代符号学运动严格说由两部分构成:重要理论创生家和积极的团体组织家。后者既要借助前者的声势作为推广运动的真实学术资本,又要一有机会就设法“贬低”他们实际上依靠着的那些真学者们!【人文学术的不规范、不确定性就为各种人文学界的急功近利者提供了炒作的机会。因为这样就可以实行“谁也不怕谁”的竞争策略】这是他们既要搭顺风车又要同时自抬身价的不二法门。
 
2004年我在里昂当选副会长后的闭幕式感言中指出,时已被法国学界视为昨日黄花的法国结构主义的意义,实可相比于18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运动,应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文理论运动【分析哲学当然贡献更为扎实,幅度更为广大,但其理论方向毕竟是偏于技术性的,因此“避开”了许多传统人文理论的艰难部分,是一种沿着自然科学方向的选择性营建理论地盘的倾向】。当我在法国人面前为此法国思想运动“正名”时,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乃称誉过度乎?今日法国符号学的一些主要学者都是格雷马斯的弟子们,那么为什么今日法国符号学也似乎缺少活力了呢?为什么格雷马斯完成了他的如此杰出的语义学理论贡献,其弟子们却欠缺老师的创新力呢?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正可以回答此关键性问题。(但是西方学人对此未必懂,因为今日大家采取的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原则)我在本期《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上刚发表的文章,原为比利时某大学符号学中心约稿,因题旨不合遭拒后转发于此刊。正如我为境外某中文学刊约稿所撰述的新仁学稿件遭约稿方拒纳后,历经两年才得以刚刚发表于《山东科技大学学报》一样。顺便再谈一个题外话:每当我应约撰稿而由于主题的重要性而认真为之撰述的同时,就会马上滋生一种担忧:怕独立的论点离刊物方向远了又要遭拒。此类担忧其后多半言中。我已举例多次,三十年前发表《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介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电影理论)时,出版社主编认为是根本不可接受的“天书”,只因责编防着一手,预先安排了一位美学界名人作序,出版社负责人才不得不放行。现在想来其实并不奇怪,几年前中国学界空白了10年,其前也是防范现代西方理论几十年。读者如何能够接受呢?连精通英国文学的、刚右派摘帽的胡风分子绿原在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也不敢(那时当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接受我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理论译稿,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在出版。以前此类麻烦都发生于国内,其后也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于国外。又是分类学的失当。一旦将我论述“国学”的稿件送交西方汉学家“审定”时,多半就要夭折。他们的汉学和我的“国学”是一回事吗?可以说三十多年来都是不断地需要花费时间精力操心独立观点出版的问题。然而每当此时,就在将行文路线继续下去还是按照常规加以约束的犹豫中,最后总是甘担被拒绝的风险也要按己意先完成写作再说。直到今日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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