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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新解和人文科学前途
2015-06-03 21:51:13   来源:李幼蒸   评论:0 点击:

“中体西用”新解和人文科学前途
              李幼蒸
 

【作者新序】
整整写于三年前的下面这篇长文,今已收入个人纪念性文集《结构与意义》(增订版)上卷内。现一字未改重发于互联网上,因其内容也完全适用于今日国内外学术现况。本文的立意仍然是“依据于现实却朝向于长远”。我们是不是有着太多的人只关注“现实”而不思考“长远”呢?中华精神文明应是这样眼光短浅的吗?把“长远思考”当做无关紧要,将人人都已熟知的现实话语之重复当做“切要之言”,这代表着什么样的精神素质呢?不管现实多么复杂多变、难以介入,“不务实业”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却正表现在精神世界内的人弃我取方面:着眼于时空全局,朝向于真实而永恒的问题(即现实世界的真实深层问题,而非逃避现实的虚幻世界中的虚幻问题)。今日之“士君子”正应勇于介入有关新时代的精神世界领域(其实践学基础为人文科学之重建),此一志向岂能听任其受到任何多变现实因素的困扰呢?读《论语》就是要解决这个人人切身的问题,可惜百年来的职场“论语大家”们颇难悟识该书真谛,更不能据以身体力行,不少人只是借以托古自重而已,即(包括下意识地)借孔孟大名以追求个人名利。而偏偏此类学人最易得名势,并可本传统的“乡愿应世智慧学”(此为法家智慧学渗入仁学系统后的歪曲性演变),控导着学术思想方向,结果使得论语精神不得真传。怎样从此误区解脱呢?我们于是又找到了阳明良知学!新阳明学之目的不再是满足于职场工作需要,而是要求人人反躬自省,切实“改造自己”,即大大提升自我内心检视的精密度,以在内心深处“闹革命”【不要泥执福柯言论,其言只应姑且听之。其人的政治判断之肤浅恰与其论述逻辑之“深奥”形成反差。西方理论家多如此】,并时时调整自身学术志向中的方向、方法、对象、目标,以期可不为全球商业化大潮下日渐垄断文化方向之电脑技术化势力所制,自然更应避免为俗常唯利是图世潮所裹胁。今日读报见毛坦厂中学陪读家长上千人,模仿台湾抢头香陋习,纷纷到神庙抢香,期待子女来日得以在神明护佑下出人头地,最终于此生达至成功夺利的目标;昨日见报道,有南方土豪用人民币戏逗幼儿以期激发其“见钱眼开“灵感,使之自幼即可意识到金钱具有可通向豪宅、美女、事业的无比珍贵性!再读近日连续报道美国每年开除8000中国作弊或不合格留学生,而大陆送幼童洋插队之风不为所动,可谓前赴后继,因均已感染 “金钱大梦”流行病而无以自拔。真不知金钱主义已将世俗人间败坏到了何等地步。而“高级赌徒股神”们正成为全球最高英雄典范,吸引着亿万人民(今读报纸知有村民已成为新股民,即从以前牌桌上的“小赌”,通过高科技,演变为今日股市上的“大赌”。算是找到另一发财之道了。)因直接或变相“嗜赌”而“竞折腰”;本地电视、广播无日无之的广告宣传则都是如何理财、如何发财、如何搞迷信的话语,此一全球人民大众的“求财第一志向”岂非正体现着一种现存真实的“普世价值”?这是人类的进步呢还是堕落呢?因为中华精神文明的传统精华都是与此相反的。今日“金钱才是万能”实已成为全球化普世价值。那么,马克思毕生反对的不正是这个千古世俗大道理吗?马克思思想在欧洲学界仍受重视,虽不再源于以其名义而发展的多种多样社会政治历史实践,却正是基于作为其学理动机之一的此一批判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类在科技工商支撑的唯钱是求思潮浸泡下,其物质化欲念本能已被全面煽发起来,今正朝向推动人类成为纯经济动物阶段前行。在此唯物质主义世潮下,人类自然已失去了思考人生观问题的严肃兴趣和能力,于是“how”(技术和方法)的 问题取代了“what和why”(目的和理由)的问题。此又为以往几千年精神文明中所乏见者(此所以今日不再需要思想家而只需要技术型“学者”之故)。【而号称侧重精神信仰的宗教,不过是辅佐此物质主义人生观的意识形态掩蔽物而已。人类的至关切要问题都是现实世界问题,而他们偏偏让你关注非现实问题,以使你客观上不可能有余力、有知识、有智慧再去深入思考真正的现实问题,也就是人类真实信仰和价值性问题!】
 
尽管本文题旨朝向于长远,时隔三年后重读,却发现也有其特殊的增附意义。一者,有助于我们回顾三年来以符号学为视点的学界情势的演变,再者,促使我们重新反省学术界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情境的演变路线。时过境迁,本人在南京大会后因学术理想遭受“突袭”而激发出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唐吉可德式冲动,在前年地中海反思之旅后以及去年索菲亚大会告别之言后,已然完全平复。在追求符号学学术理想的历程中,本人已经完成了一己之力所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有效地宣表了理想和理念,并获得了少数有识之士之感应。至于其不得在学术现实界有效实行一事,则属于并非自身可介入的另一层次问题。学术的现实化发展和学术的理想目标,完全是两回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外界条件)。士君子只能尽其在我,素其位而行,岂能强迫客观集体现实屈从于主观个人理想?此外,今日可比以往几十年来更加体会到孔子“正名论”之的深意。几千年来历史上都是学术名词使用者如何“语用学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地)歪曲性操控代表性名词的历史【是符号学有助于我们辨析学术话语语语用学之肌理】。对此何足为奇?我们当然不能被此类“以奇乱正”的学术名词语用学实践所诱而与其纠缠或妄图更正其错失。因为彼辈本非学术真理追求者,不过是借学术资源以谋集体性私利者。由此可领悟,孟子的“义利之辨”也是今日学术认识论的第一重要原则。孔子正名论和孟子义利之辨说,岂非都是新仁学发展方向的永恒箴言?古书正要“结合实际”或纳入现实语境才能得其正解。靠古书谋求职业实惠者,匠人而已,虽能博闻强记,何足道哉!尚且不论那些强附风雅而实属玩物丧志的、以经营古学之“文物现代商品化”为自身专业的人文学者了。
 
还要看到,本文最深刻的意涵其实是朝向西方主流人文学术理论大方向困局的。作者认为,不要被各种职场上的流行言论所误而忽视了我们的最重要问题所在!千言万语,中华精神文明目前首先应面对的是西方理论的认识论压力。有意规划长远的中华士君子,不是要像色厉内荏的【我称其失首在学术实践本质上之大方向“违孔”上】海外各派新儒家那样抱残守缺,一以复述古人话语并将之功利主义地运用于人际关系领域作为其自慰、自诩与机会主义应世的途径,而是要在面对强大西方人文理论压强下,迎难而上【应有“我为其难。彼为其易”的大气魄,(尽管为其易者因依附制度化条件而可掌控资源、为其难者因坚持独立探讨而不得不处境危困。而“危困”正是考验历练之机会也),此方为全球化新时代的中华士君子应有之真纯气象】,瞄准其缺失、错误与缝隙,勇于介入。即不为制度化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崇洋媚外大势所屈,而能独立自主地致力于有关全人类精神文明前途之深思【难道连精神文明前途也要由技术性专家和商业化抄家,利用其金钱势力,来加以控制吗?精神文明前途是可以用金钱基金会之故意扬彼抑此的策略而加以垄断的吗?在此,我们岂非正应运用孟子之“富贵不能淫”教诲?不如此,我辈必被金钱势力所诱、所屈,渐渐失去独立治学之勇,而最终不得不成为趋炎附势之徒!“赵贵能贱之”岂非正是为两千年后的今日所发乎?读古书而不知将其应用于当前真实伦理情境,正是“庸儒”之通病,因彼辈本无求真之志意,故必遇难退缩、遇危而懦也。可叹,此一根本上败坏“读书人”心志的“利诱伎俩”,今日正体现在全球商业化人生观的狂潮巨澜之中。以矢志求“新功名”为心者,尚能存有“耻感”乎?此一警示早发于两千年前孔孟之口,却可切中时弊于今日世界。谁曰孔孟为过时之言?肤浅的贬中崇洋之徒怎么不说同一古远的《圣经》为过时之言呢?过时不过时,不以其存在时间长短论,而以其是否能切指当前问题所在论】
 
于是,正是在此南京大会前多次发出的寄望、南京大会上的中西学术关系“宣言”、南京大会之后面对“后文革遗症之突袭”时而一度错乱脚步之后,我最终得以在索菲亚大会告别国际学会的讲演稿中,“利用”学会赋予我的发表条件,发出“临别之箭”【其后并于兰州十里店黄河边将十多年来发表的相关英文文章编成了一部新英文文集初稿,以继续在西方学术系统阐释其时代学术批评之大义】:揭示今日西方人文理论思潮中之积弊——哲学原教旨主义。我的论证的独特性则表现在:指出了此一几千年西方思想惯式,今日实与全球商业化、职业化、制度化、技术化的总的人类文明唯物质主义趋势之“曲线共谋”有关【坚持制度化的教条主义话语之垄断,有助于反使其从根本上失去真实反思力和批判力,卒使其传统上享有的权威名声成为阻碍真切理论思维前进之堡垒。这就是一种另类“辩证法”:一方面要大力提倡深研西方哲学,另一方面要勇于解剖其内在结构与真实功能】。而本人论断的根本价值学依据,则来自新仁学的义理。对此,遗憾,我们的西方朋友们根本不懂,包括那些不乏西学理论知识的汉学家们。自然也包括海外完全唯西学制度马首是瞻的华裔人文学界:他们和我们一样读孔孟,而彼此的领悟可如此不同。无他,他们一开始就选择了依附于大趋势中的制度窠臼(学界权威性共识与现成职业程序),以求身家之安稳、家派之发达【即以获得“社会承认”为第一人生观,而孔学所教者则是“学为己”】,其“心安”乃落实于此也!即心安于“力势”而非心安于“义理”,足证他们已被世界人文学术潮势所裹胁,只能按照西学标准而成为今已名正言顺的个人学术逐利者。也就是忘记了仁学的根本信条:只问其义,不计其功。【自然,在此,义也,功也,均需针对现实情境进行解释学地把握,而不可泥执古人言语之表面。为什么他们就是食古不化呢?如深入探索可知,因为他们本质上正是按照商业化时代学术市场需求原则行事的:成为掌握古典文字资料的“匠师”或成为供应古学商品的商家,即学术市场化机制中的“卖家”。还美其名曰不“数典忘宗”。实则,彼辈所所忘者,中华精神文明之“大宗”——仁学;彼辈所持者,国际职场内的文物商品供应商资格。君知否:顾颉刚一代并非如此,而其弟子中改弦更辙者大有其人也。五四时代卓有成效的现代国故学精神之所以瓦解殆尽,原因在此。】一般而言,为什么五四时代一国之文史学术思想可如此前进而其后走向国际的文史后代学术思想会如此保守呢?千万别再被人文理论界的洋资历、洋头衔所误导!正是这种不能正视自己真实程度而单纯信靠自身获得的、实属“秀才”一级的洋学位的生存态度害了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人上人”,对于“不服其言者”竟然好意思反击以“葡萄酸论”!学理上的井底之蛙、自曝其短到这种可怜地步!而其贻害虽仅流布于两岸,却足以误导中华文明圈青年之认知。此所以须不断揭示此类依洋自重者之知识真伪。我们根本不是要仅仅计较于其个人“知识斤两”,而是担心其言其行在崇洋媚外甚嚣尘上的两岸产生长期负能量也。因为误导是双向的,两岸大有人在鼓励、利用此类具有洋关系者之高等华人形象以在两岸遂行其非学术性目的。对于西方专家而言,我们的谨慎与批评态度也同样出于这样的计虑。此等不得已苦心岂是唯知争名夺利者所可识知及认同?否则,谁还会在意寄生于异域学界者的自我夸示之言呢?即使他们把自己的二等公民地位说成是已上升至一等公民了,谁又会关注此等自我标榜姿态呢?却不知,在百年来文化学术上唯知避难就易、退守自安的历史环境下,两岸则有人要故意鼓励他们以此“一等公民”资格自视以在学术和非学术领域中起意识形态的作用呢。其背后最深的浅台词则仍然是:即使人文学界,也是“西风高于东风”,因此“东风”下的炎黄子孙人文学者不言自明地应因此共识而不得在想象中自逞志意。【君知否:民族主义国学学术的真正客观功能反而是要在人文理论整体格局中自降学术理论等级?因学术民族主义在学术理论发展中只能起着装饰性的、意识形态掩饰性的作用。这样一来,学术理论的重镇必长期由西学所独占。或者:中华文明自甘于在学术精神事业中缓进而情愿让出人类文明史上的精神事业主场而满足于在西方开创的物质建设领域单维发展。此亦正中西方文明世界之下怀也:“你们专搞物质技术发展,我们则在物质技术之外可独掌人文学术理论话语权“。你如幻想以“中国元素”对抗之,亦同样正中西方之下怀:“你以资料(所谓“中华元素”多为资料级文物也)为荣,我则以理论为荣;我为你提供理论,你为我提供资料。到头来谁跟着谁走?当然是搞资料的跟着搞理论的走了!】也就是,一定要维持洋学者逻辑上高于中学者的、“潜台词上的”支配性态势。在此趋势下,海外华裔文人亦可在此格局下发挥其配合性作用:承认“准洋高于中,真洋更高于中”的人文学术生态逻辑。此一趋向正好迎合了他们本来就持有的唯个人名利是求的人生目的。结果,彼此一拍即合,而受损害的则是中华人文士君子的真实前进动力和心气:“我等技不如人,抱残守缺可也?”真正关心中华精神文明在全球化时代之发展者能够阻塞此民族伦理精神志气乎?如果按照海外新儒家依洋自重、依古自重的人文学术实践方向,中华精神文明必将长期成为世界人文学术界的二等公民。(本文亦对此续有阐释)。而在世人纷纷趋洋赴势的大环境下,所揭示的新时期中华精神文明发展义理当然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深入思考后应推断,以上所言实为商业化功利主义大潮裹胁之效!因人文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就是意志薄弱,故极易成为遇难即退的机会主义者。当然,他们在客观条件方便时就倾向于大言不惭,借势积累名士派虚荣以自壮,在客观条件不方便时就倾向于自欺欺人、文过饰非以自安。考虑到几千年的历史现实,我们倒也无需在知识分子人格问题上求全责备了。最后补言,那么传统仁学和传统儒学的本质性区别何在呢?简言之,一者为“人本位”之价值学,另一者为“官本位”之价值学,此所以前者具有全球普适性价值,后者仅具有特定史地区域内价值。(以前常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就是普世价值吗?)毋庸赘言,前者可影响世界,后者只可影响一国;前者为有志致其大者,后者为有志致其小者。舍大取小,有志者应为乎?换言之,前者为全球世界级软实力,后者为一域民族级软实力,舍世界级影响而满足于地域级影响,此可为智者之择乎?】
 
【重发旧文前,联想丛生,有不吐不快者,遂草拟此“前言”。作者时年78岁,于2015-6-2日补叙于旧金山湾区】
 
 
       
“中体西用”新解和人文科学前途
——三致“中国符号学论坛”书,并展望“南京大会”之后
 
李幼蒸
 
1.理解的前提
2.南京大会后的可能走向
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解
4.中西学术交流和中国学术的独立自主
5.南京大会的作用
6.符号学制度化和“中道”伦理性指南
7.中国符号学必将“走自己的路”
8.总结:“中体西用”原则下的学术实践学方向
 
1.理解的前提
“符号学”可以相关于以下不同的学术领域:
1* 对现存国外公认的著名符号学(实用的和理论的)成果之学习研究(相关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各科专业符号学领域);
2* 对中国传统及民族文化学术的符号学分析研究(相关于传统学术和比较学术领域);
3* 对国外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关系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批评研究(相关于对当代西方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理论的研究);
4* 对中国人文科学和中国符号学现代化未来发展的认识论研究(相关于中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前途的研究);
5* 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未来互动关系的研究(相关于符号学、西方人文科学理论、中国传统和现代学术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学术全局性的、广义思想战略性的研究)。
 
在这5个学术运作层次上,参与各层次运作的学人,都必然涉及到人文科学各域的理论革新的要求。所以,“符号学家”就是学术革新家,就是思考如何在制度内规划超越制度的跨学科学术事业的学术革新者。不管我们的学术关切选择哪个、哪几个层次,所谓符号学家一定得是关心于学术理论革新的学人,因此均与坚持学科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不同。
中国和世界学者可从上述5个不同层次和角度关注和介入符号学及南京国际符号学大会。对于第1*项,不须解释,今日任何已经介入符号学研究的各科学者学生们均当然地与中国符号学论坛及国际符号学大会具有学术性关联;而对于从第2*到第5*项目上的学术目标而言,则特别与那些对于一般符号学、理论符号学、人文科学理论、新哲学理论感兴趣的学者学生有关;而诸项之间在关注范围和层次上是逐次扩大的。本文特别对南京大会与这些扩大的符号学学术关怀之间的可能联系加以阐释,以深化南京大会的学术理论性意涵以及展望南京大会后中国符号学的可能走向。本文的另一个作用是促使各科专业符号学学者注意到,符号学具有在现代人文科学中最为广泛的理论性关联,从而有助于丰富大家对符号学学术潜力的了解。
由于与会者的学术背景、学术计划、兴趣角度各有不同,对于不同的参与者,南京大会的“涵义”就各有不同,因此大会“涵义”可分别地或总体地相关于上述不同方面的问题。本文企图说明大会具有的这种多元性、多角度性以及多层次性。虽然与会者的学术关切不同,但预先了解一下大家参加的同一活动可能牵扯到的不同意涵方面,对于具有任何背景和态度的与会者,都是不无益处的。同时,通过“中国符号学论坛”媒介,我们也想使此重要学术理念,可为人文社会科学界更多学人所了解。
为了避免读者对本文主旨以及与本人主题类似诸文意旨产生误解,特在此指出:本文所涉及的一般学术制度性优劣的分析与制度内学人的个人条件的优劣没有关联。在此仅举一例即可说明:一方面我不断指出符号学的跨学科(包括哲学)理论方向比哲学本位主义理论方向要更为重要(理念),另一方面我又不断指出当前符号学理论家的理论水平比当前哲学家的理论水平要低很多(现实)。前者相关于一般性问题,后者相关于具体性问题。所以,这样的讨论都不牵扯到具体个人,因为个人的优异表现与所处学科的“制度性优劣”不是一回事。【在“战略性层次上”我们说,符号学的跨学科理论方向胜于哲学本位主义方向,但在“战术性层次上”我们说传统哲学是跨学科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其丰富性远超过今日符号学界的理论表现;尽管哲学仍然是人文科学的第一“理论资源”领域,但我们又须强调,教条主义的哲学定式思维实乃今日创造性人文理论发展的第一障碍。凡此种种思考角度,都是因境而异的,不能一概而论。因此,符号学家切忌动辄根据任何局部性判断中涉及的自身职业性归属而陷入个人“水平”高低之辨】
同理,我们一方面说文科留学生制度含有内在的低于留学国学术的“限制力”,另一方面我们当然知道今日文科留学生的平均水平多半高于未留学生水平的事实;我们一方面强调(如本文要论述的)中国人文科学必须独立自主以便在未来当仁不让地参与引领世界人文理论方向的任务,另一方面又须不断指出今日不仅西方人文科学的水准大大超过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的水准,而且我们也还远远不如今日日本学界。
因此,希望读者区分此类论题中相关的两端:一般与个别,长远和当前,以及理想和现实;如此才能超越自身所处的学术制度而能客观地去观察和了解学术事态的多方面情势。在此,更希望中国学者理解本人作为大会筹备会顾问对议程设计的意见,属于抽象一般性的,长期战略性层次的。以上说明还可通过我们对大会议程中有关哲学和符号学理论对话的方式中看出,我们的目的只是要促进二者之间的“思想互动”而已,二者之间的彼此优劣性则可表现在方方面面。简言之,此互动性关系涉及三个步骤:在战略层次上哲学应该向符号学学习,在战术层次上符号学应该向哲学学习,而传统符号学应该进一步沿着跨学科、跨文化的新方向革新【非常遗憾,今日西方许多最具影响力的一些符号学理论家们,都正在沿着反跨学科(更谈不到跨文化)的理论方向发展,他们各以不同的西方哲学流派理论作为自身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从而暴露了他们如何严重地丧失着对符号学原动力的感觉,或者他们从来就没有这种感觉,只不过在搭“符号学运动”的乘风船而已。在此重复这一判断,也是为了提醒国内学人学生不能够只按照国外学者的知名度来进行学术取舍】。作为大会的“副产品”,此次在中国举办的大会,至少在理念上,还将更广泛地触及西方人文理论认识论危机这样的全球性大问题。
 
但是,关心符号学方法论的学者、学生应该强化这样的意识:可以说大家日常面对着三个“世界”或三类“现实”,这就是:
a)社会文化历史现实;
b)工作对象的若干文本系列之“现实”(被研究者著作中的思想内容);
c)人文科学或符号学可能涉及的一切相关因素(学术整体现实)。
这三个世界或三类现实,各自在身份、性质、范围上都是完全不同却以不同方式彼此有所关联的。这种不同对象世界之间的模糊关联性,易于导致学人难以明确意识到对象界域及其所含内容之间的合理关系,即往往将三个界域随意叠合、混合从而导致思考“对象群”的混杂性和随之必然产生的思维方式混乱性。须知:社会文化现实,书本关涉的现实,与学术总体相关的“虚-实-潜-显”诸方面综合性的现实,都是彼此不同的“实体”。简言之,“社会,书本,理念”,分属三个“世界”,不能使之“短路沟通”。因此,当我们讨论一个学术性问题时,你需要知道我们谈的对象属于哪类现实。
◎学人若功利主义为先,就会把任何课题都根据现实b)的道理加以判断(书生之见),会把自己尊奉的“书本权威”之道理当作学术的当然标准,就会据此而导致不同权威的信奉者们彼此之间(各为其主)的长期混战。
◎如果学人偏重社会现实a),就会经验主义地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与学术讨论课题等量齐观(把社会改进的需要和学术改进的需要加以幼稚地混合或“狡滑地”故意使之符合私利需要地相互牵扯),即用a)的标准来评判b)或c)界域中的问题(用书本道理和社会问题的对比来评判彼此的短长,而不知不同的现实界域各有不同的理路和逻辑。正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使我们强化了这样的科学性思维能力)。
◎对于c)域,因为它既涉及现实a)、b)域又涉及当下与未来、实用与理想以及方方面面的广大存在领域,如果用 a)、b)界域内的标准来考量c)(即我们符号学和人文科学革新涉及的综合对象世界)内的问题,思维就会更加混乱。
最简单的例子是,一些入世未久的学生们,其尊奉的知识领域主要是来自老师和书本的b)域,也就是记忆中的某书本权威的术语和判断。他就会倾向于用接触不久却信奉弥坚的这批“专业术语”(接触此术语的“抽象专门性”本身即可使其自以为提升了知识程度)作为他在学术交流中与人辩论的根据,而对a)、c)以及b)中的大部分其他权威的话语都所知甚少,那么他就肯定没有条件有效参与适当的学术讨论。而他自己对此并不自知。而且还不要谈他在此初学过程中所接触记忆的权威术语和话语中还夹杂着他因判断力未成熟而大量自行想像附会的部分。此时,如果学生能够以求真为动机,就会知道应该学在思先(今日学生最欠缺的意识就是自己的科班知识未足,各种思想的不成熟主要缘于知识未足,却没有“社会性习惯”相互促进“自诚明”意识,反而是通过集体性“共识”来相互掩盖集体性缺欠),积极补课,不忙结论;而如以求胜(=求利、求名、求成)为动机,就会“意必固我”地处处坚持己见和反对己所不解、不知的不同意见(学术的职业功利化制度性发展内在地鼓励“党同伐异”)。
 
以上申论中的例子意在说明,对于学者学生而言,最大的问题,首先就是以个人不同的b)域(某种书本知识及与其相联的作者崇拜)中的“片段书本现实”,作为自身判断各不同界域中问题的主要根据或思维定式。这就是为什么书本理论家记住的专门术语越多,他的现实观察力和思索力可能越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所在。而“教条主义读书人”往往把自己因职业关系而定向选择的一套书本道理(康德理论,黑格尔理论,易经理论等)不仅作为一生职业的“工具”(手艺),而且当作立身行事的(利用社会缺少客观辨别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高低的能力)“理论基础”!
这样的理论基础除了导致各种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外,很少有真正的思想效力,而他们自己对此之所以不能自省,恰恰因为在思想史制度化的等级制度内所形成的势利观作用:将自己一生事业建筑于社会历史上公认的“大师牌位”(特别是西方和古代大师)之上,以不变(争取成为大师传人)应万变(现实问题)。某种意义上,在b)域受过专科理论(此类理论不下万千种)的学人,对于接受符号学的跨学科思维方式最为不易,以为他们坚守的“理论系统”(如康德理论,语言哲学理论等等)就是对千变万化世界进行说明的唯一可靠根据。结果,传统型专科的理论知识可能恰恰成为阻碍人们参与新知新学探讨的主要障碍。而不幸,国内外的人文学科制度都在协助这类专科知识拥有者客观上巩固其学界地位而不必投入思想创新历险(按此制度行事,至多培养出大量对于“历史书本积累”可博闻强记者,即各式准资料型学者,即“有学问的人”,即熟悉先辈文本者)。这就是为什么连在今日西方人文学术界内符号学始终难以有效扩展的社会性原因之一。
 
本人近年来对当前西方符号学理论提出的最大理论性挑战就是:今日和未来的符号学将不再限于有关符号或记号的研究,而是扩大为有关文史哲宗艺等等的泛语义制度性研究。这样的“符号学扩大化”观念,将不可避免地触及西方符号学界主流从业者的职业性利益。因为新的理念将要求对各种传统学术理论方向方法进行革新,而“革新”要在目前科班制度程序外另行增加各种持续性投资,从而触及了他们利用现有制度性程序维护自身现有职业性利得和权势的客观条件。在与符号学的认识论新观念对峙时,他们成了保守者一方。而另一方面,在国内外现实中,他们又是绝对权势所有者一方,并牵扯到与非西方国家人文学术的种种“套接关系”。这样,学术性问题,就首先转化为利益竞争性关系。在此新世纪符号学和人文科学全球化转折之时,南京大会提供了有关世界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大局”和“前景”的一次国际论坛。
 
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既是促进当前国内外人文学术理论的一次国际论坛,也是中国人文学界理解、展望、规划未来中国人文科学方向的契机。这两个任务并不一样,或者很不一样。对于前者,不难理解其涵义,对于后者,则并不容易理解其涵义。原因并非只是知识论方面的,更是“态度论”方面的。学人有什么样的态度,才有什么样的眼界和抱负。我们的文化精神传统颇有能够激发中华学人扩大心胸和想像的潜力,因为中国读书人有一个外国人并不熟悉或并不接受的“立志”思想。有没有这个“志”,就决定着你有没有可能超越现实局限而朝向于远大目标的志向。有了这个“志”,你才会“克己复理”(特意换其“礼”字),才会勇于“独善”并或进而“兼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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