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符号学论坛筹备随感
2013-10-23 18:43:32   来源:   评论:0 点击:

李幼蒸

  大家好!现在向贵阳论坛报名者渐多。必须坦告大家,我们的筹备原则其实具有伸缩性,一方面取决于最后参会者论文主题的分布,另一方面相关于“中国符号学”理念的内涵。大致说来,在我们的议程设计思想中存在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总括性的”,即利用大家难得的聚会凝聚关于中国符号学今后跨学科合作展开方面的共识;另一条是“部门性的”,即重点组织几个重要的专题会议。后者又取决于最后参加者的人数,不好预先规定。在此边考虑、边等待的过程中,我想先就上述第二条思路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想法,仅供参考。

    举例来说,我们的文学符号学部分,关于其身份和研究方向,是较比明确的,现有译、著都已不少。关于艺术符号学,应该说是未来会非常发展的,目前我们刚刚起步,但国外颇多现成模型。中国艺术符号学,绝对不是指将中国古今传统型的艺术作品和相关学术内容加以简单化地“更换为符号学名词”即算完成,而是用现代方法对古典作品即论述进行创造性分析(据悉台大蔡秀枝教授此次参会提出的论文是关于“舞蹈分析”的。绘画、图像、音乐、书法、汉字、歌剧、戏曲、建筑、舞蹈等部门艺术符号学,不久将来必将成为中国符号学的主要部分)。如此,研究者必须同时深化传统部分和现代理论,不是通过掌握一些符号学术语将其应用于传统话语就算是“中国传统符号学”了。对此本人几十年来曾不断加以辨析,但是人们往往易于将二者混淆。简言之,任何部门符号学都得是在深化常规或传统学术与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的,都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不存在“速成符号学”。

    目前在诸部门符号学中其实有三个既属本身重要又非常适合国内需要的领域。这就是:电影符号学,法律基础符号学,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

  电影符号学:其一般美学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今日扩大为影视符号学后,一方面其社会文化功能明显较前丰富了,但从理论探讨来说,又面临着世界性的不振。中国的相应研究中充满着时间性张力:一方面我们对早期67十年代的西方经典理论还未必充分消化,另一方面又已介入了当代欧美电影研究趋向。加以国内相关单位的电影理论研究现状相当参差不齐,似乎颇有必要凝聚同业共识。因为在各电影研究单位,电影理论,特别是电影符号学,至今只是“少数派”,业界人士自发的聚会似乎尚欠缺积极性。顷接台湾齐隆壬教授来函告知,他也将来贵阳参会。两岸电影理论界是否可趁此机会专门组织活动?请业界人士思考一下。

    我们符号学领域谈论较少的法律符号学,其实在国外已有一定规模。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领域,因为几年来不时接触到青年学者关于“法理学”和“法律哲学”的论文。可以理解青年学者们认为法律的理论基础问题其实非常重要,所以照例沿着传统中外法律哲学思路组织研究。我在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时代性倾向”:学生 学者的问题首先就是对哲学知识的掌握问题。论文中的“推论缝隙”大多首先与哲学认知的不够清晰有关。这样搭成的理论架子,带有很大的任意性,而论者自己对此并不意识。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是:哲学学科本身的弊病如今特别容易暴露于法律哲学论述领域,论者往往以为充塞进一些抽象哲学术语就是深化了法律基础的研究。其实,许多哲学性部分如果换为符号学分析要恰当得多。但是也正像哲学界一样,人们偏偏因其哲学定式思维方式反而不容易理解符号学分析的相关理论价值何在。于是,在一个本来最具有实证性的法律基础领域,理论分析反而最难清晰构建。当然,尽管此课题重要,此次论坛也不敢仓促加以组织。姑且提出来以首先引起关注。

  现代文学史理论:今日这是一门“显学”!但其流行研究方式最为保守,与新知新学关联最疏远,因此其解释力相当薄弱。由于该领域人士也大多数是“业界自沟通”居多,所以他们自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殊不知,这个领域哪里只是一个‘文学作品描述分类史’问题,而是密切联系与现代历史、文化史、社会史、新闻史、政治史、现代语言学、现代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等各个学科的、相当具有综合性的“多维领域”。而相关的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个现代理论资源的问题,所以根本不是一个单纯“现代文学史”学科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像许多其他当前人文理论研究一样,不是随意掺进各种现代西方哲学词语就算是增加了该学科的“理论性成分”(这是今日各种理论研究中最常见的偏颇,结果把哲学名称当成了“理论装饰品”,其实并没有什么理论解释力)。

    今日与符号学相关的人文理论课题还很多。但无论哪方面,论坛同仁都需要区分以下二者:研究长远目标和基础知识建立。如果我们爱好“科学研究”,就没有一个害怕研习艰难的问题,同时也没有一个急于求成的问题。中国符号学的任务同时相关于两个层面:1.传统、常规学科专业知识;2.包括符号学在内的各种现代人文理论方法。中国符号学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现代中国人文科学建设的问题;中国符号学位于中国人文科学理论化任务的中心范围;而中国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必须通过与中外哲学史的广泛深入的批评性对话才能形成的。

201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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